高价彩礼乱象

为了解当代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2018年，靳小怡带领课题组进行了覆盖11省的“百村调查”，对农村男性婚姻花费的数据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在彩礼、婚房、婚礼、谢媒费等多项指标中，彩礼和婚房的占比最大，且存在“西部偏彩礼、东部偏婚房”的地区差异。

“中西部男性成婚难最直观的表现即为‘高价彩礼’，东部受较高房价的影响，农村男性主要面临较大的婚房购买压力。”在靳小怡看来，随着近年来彩礼要价不断攀升，“高价彩礼”令婚姻仪式感减弱、“交易”性质加深。

事实上，有关高价彩礼近些年来一直是社会热点话题，尤其是在农村，这样的现象特别普遍。甚至，有不少交往中的男女因为高价彩礼的问题而分道扬镳的案例发生。

据腾讯新闻谷雨数据《2020年国人彩礼调查》，有超过七成（73.8%）的婚姻都收过彩礼。浙江以超过18万的平均值，在所有地区中高居第一，远超全国平均值69095元。江西排在第四位，彩礼平均值为11.2万元。

南昌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建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地结婚收受彩礼是普遍现象，但所谓“天价彩礼”只是个例，有相当部分还是虚假炒作。“一般意义上来说，都是18万元左右，看家庭情况，一般市民家庭，则从五六万到十五六万不等。”

费孝通1938年在著作《江村经济》中指出，彩礼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因婚配丧失劳动力的一种补偿，女方家庭又通过嫁妆的形式，将资源注入新家庭。随着经济发展和资产丰富，近年来各地的彩礼一路走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在北京工作的东北地区一位青年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他的朋友最近准备结婚，彩礼已经高达30万元，而且还不包括购置房产和车辆等花费，“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另据新华社报道，中部某县一名村民说，“两三年前我们这边彩礼一般是10多万元，如今不少都是20万元起步。”“这些年我们这儿彩礼一路上涨，从十多年前的8.8万元涨到18.8万元，再到28.8万元，如今一般都是38.8万元。”赣北地区一村民表示。

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高价彩礼的现象也并不鲜见。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福建的莆田地区，2019年之前，彩礼一般要达到118万元到200万元。近年来，莆田市政府多次发布“抵制高价彩礼”的倡议，莆田市东海镇政府还曾号召聘金不超过18万。

“适当的彩礼是社会风俗，是为人们所接受的，但高价彩礼让本该作为民俗的彩礼慢慢变味，偏离了彩礼的初衷。”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明舜认为，高价彩礼抹杀了彩礼固有的对女方认可和尊重的核心内涵，使之成为买卖婚姻中的身价礼。

李明舜说，高价彩礼歪曲了彩礼的本质，改变了彩礼重仪式、重规矩、重承诺的本意。实际上把彩礼变成了法律所禁止的借婚姻索取财物，扭曲了婚姻的目的，婚姻本来是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的一种结合，而高价彩礼使他们之间的婚姻变成了一笔买卖。

复杂的成因

高价彩礼背后，有深层次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原因。

靳小怡表示，高彩礼的成因复杂，人口转型、传统习俗与现代化等因素相互交织。首先，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是直接原因。1980年后长期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带来3000～5000万的过剩男性人口，随着这些年份出生的过剩男性人口逐步进入婚姻市场，男性婚姻挤压的累积效应日益凸显，被称之为“新娘要价”的彩礼水涨船高。

她说，由于普遍存在女性“自西向东、从农村到城市”的婚姻迁移，男性婚姻挤压高度集中在以中西部为主的欠发达农村地区，这些地区正是高彩礼问题的聚集地。

其次，以父系、父权、从夫居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父系家族制度及其相应的嫁娶婚姻模式是彩礼存续的根源性原因。父系家族制度及嫁娶婚姻模式决定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从属地位，这一现象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农村更为突出，构成了“男孩偏好”“养儿才能防老”和“天价彩礼”盛行的共同诱因，社会习俗在家庭社区层面进一步助推彩礼攀升。

再次，市场化加重消费主义与攀比心理，婚姻被过度物化，高彩礼与“有面子”划上等号，这一现象在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农村社区更为严重。

最后，城镇化、现代化重塑农村代际关系，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改变了传统农村的大家庭居住模式，结婚时即与男方父母分家成为主流，婚房成为很多地区成婚的先决条件，加上物价房价上涨因素，进一步推动彩礼的上涨与货币化。

事实上，不少地方形成所谓的“行情”。在一些人的观念里，彩礼高代表嫁得好，谁的彩礼高，谁就嫁得好。人们在谈彩礼时往往会参照当地“行情”，同时也会相互攀比。

在甘满堂看来，一些地方存在高价彩礼，一方面有“男多女少的原因”，另一方也因为普遍存在攀比心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攀比心理“比较厉害”，“高彩礼表示有面子”。“当然，如果家长明事理的话，也能看到高价彩礼会加重对方的负担，导致婚姻的不幸福。”他说。

除攀比心理严重外，一些地方还存在“条件越差彩礼越高、家庭越困难彩礼越高”的现象。对此，甘满堂介绍了另外一种情况：如果家里有儿子的话，也希望嫁女儿时能拿一笔高额彩礼，然后解决儿子的婚事。他说，内地和沿海都有这种现象，一些农村地区会比较突出。

他说，相对来说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比较开明一点，内地农村就存在不考虑对方家庭的经济实力乱要彩礼的现象，“这样的话，肯定会导致很多人结婚困难”。“从一些新闻也可以看到，因为彩礼的问题没有谈妥，本来说要结婚的，但最后就‘吹了’。”

河北省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樊雅丽认为，受传统婚俗观念影响，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消费、过度消费很多，年轻人把婚姻感情变成了物质交换，给年轻人和家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导致现在大量年轻人恐婚、不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前述在北京工作青年，就有这样的困惑。在他的老家，结婚需要备齐房子和车子，还有数额并不低的彩礼，加上婚后要还房贷，有了孩子还得花更多钱。年近30岁的他，感觉压力很大。

不过，对于“零彩礼”的倡议，甘满堂认为，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一部分，推行完全的“零彩礼”不符合传统婚俗，其可行性仍有待考虑。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遏制高价彩礼时，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适度的彩礼是必要的。

在他看来，彩礼数额“不超过一个家庭一整年的收入”是比较合适的范围。

如何破局？

事实上，高价彩礼的话题多次引起社会关注，面对高价彩礼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出手。

日前公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指出“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这已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3年点名“高价彩礼”。

提出“零彩礼”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石炳启所在的河间市，2018年，全市所有村庄都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专门制定了本村的婚丧嫁娶的村规民约，如针对红白喜事的办事待客范围、就餐桌数、饭菜标准等做出指导性规范。

2020年5月，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开展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助力脱贫攻坚，推进社会风气好转，河北省河间市等15个单位，被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实验时间为3年。

根据河间市民政局在今年1月发布的信息，2021年4月至今年1月，全市共办理新婚登记4726对，其中“零彩礼”“低彩礼”占比88%，每桩婚事花费比从前平均减少7万元—15万元。

今年2月，宁夏泾源县制定出台《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明确彩礼最高金额不超过6万元，并倡导女婿赡养岳父母，并对人情礼金等金额做出了限定。

《意见》提到，要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杜绝讲排场、摆阔气、互相攀比的婚嫁陋习，实行彩礼限高，彩礼最高不得超过6万元并逐年下降，酒席不超过10桌。

《意见》指出，坚持婚事新办，倡导取消见面钱、水礼钱、挂锁钱、改口费等加重经济负担的陈规陋习，减少首饰等贵重物品花销。鼓励举办集体婚礼、旅游结婚等仪式简朴、氛围温馨、富有纪念意义的婚礼。同时限制高额人情礼金，人情礼金不得高于200元。

此外，《意见》还规定，对违反上述《意见》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县纪委监委将依规依纪给予处理，各乡（镇）对违反本实施意见的行政村（社区）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对违反此办法的农户，妇联将降低其妇女创业贷款申请额度或不予批准等。

为整治高价彩礼，江西多地在2022年开展移风易俗专项整治行动。

其中，萍乡市民政局等六部门印发通知，要求因地制宜开展高价彩礼整治，让彩礼回归于“礼”的本质，提倡“零彩礼”，建议彩礼不超过3万元。

在江西广昌县，2022年9月，曾为“零彩礼”的10对新人举办移风易俗集体婚礼，这场婚礼在线直播。当地媒体报道，一位参加婚礼的新娘表示，“这么热闹又有仪式感的婚礼，是多少彩礼都换不来的。”

3月2日，江西赣州大余县一则关于农村婚嫁彩礼举报公告引关注。举报范围是，农村婚嫁彩礼超过人民币8万元，婚车超过6辆，婚宴超过15桌，每桌超过800元。大余县民政局工作人员称，发布公告是想倡导移风易俗，反对高价彩礼，主要针对农村地区，减轻农民负担。标准是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制定，超过太多就是高价。

靳小怡表示，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一部分，是中国婚俗文化不可缺少的环节，在嫁娶婚姻制度下传统上是男方对女方家庭表达谢意与尊重的礼仪，推行完全的“零彩礼”有可能扼杀传统文化。

“目前的治理手段主要从彩礼婚宴数额的规定入手，短期内可以治标，但从长期来看难以治本，需要与乡村振兴战略、妇女权益保护与发展等工作相结合，进行常态化的综合治理。”靳小怡说。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破解“高价彩礼”难题？靳小怡认为，在短期内，加大对高彩礼问题严重地区的治理力度，实行动态监督与奖惩机制；在长期内，应以不损害父辈与婚姻双方权益为前提，以根据自身条件“量力而行”和“自由自愿”为原则，把彩礼金额和结婚程序的决策权“还政于民”。

靳小怡说，高彩礼治理的关键在于结合当地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不搞“一刀切”、“一窝蜂”。

刘建生认为，从根本上破解“高价彩礼”的问题，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引导进行移风易俗；另一方面，必须加快推动乡村振兴，不断缩小城乡差距。